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企业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投资业务拓展到了海外。在一些公司中，海外业务所占比例甚至超过了国内的部分。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影响力必然越来越大。对于海外投资来说，所有的投资者都面临同样的一个问题，针对不同区域的风险，股权回报率的门槛值应该是多少？或者说，在收购海外资产的时候，股权成本的折现率如何确定，这个回报率是否反应了特定国别的风险。

国别风险溢价是确定不同国家折现率的重要参考指标。在所有的参考资料中，美国纽约大学教授达摩达兰的文章最具有代表性，为此，我们希望通过学习这篇文章，来学习和了解国别风险溢价，从而使中国投资者在海外投资时可以更好的衡量有关投资风险。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篇文章的整体视角是站在美国的角度，包括作者本人的立场，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对于中国的投资者来说，需要批判性的学习和借鉴。

当投资者在某些国家/地区投资时，是否会比其他国家/地区面临更多的风险？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但分析这种风险需要更仔细地了解为什么不同国家的风险有所不同。在本节中，我们首先探讨为什么我们关心各国之间的风险差异，并将国家风险分解为组成部分（尽管相互关联）。我们还研究如何量化国家风险，以及投资者和企业是否可以使用这些国家风险衡量标准。

我们关注国家风险的原因是务实的。在增长往往是全球性的、各国经济命运紧密相连的环境中，我们都面临着大大小小的国家风险变化。

让我们从金融市场的投资者开始。许多发达市场的投资者听取了专家的建议，扩大了投资组合，纳入了非本国的公司。在此过程中，他们面临诸多的投资选择，从外国公司在其市场上市（美国市场的美国存托凭证（ADR），欧洲市场的全球存托凭证（GDR））到专注于新兴或外国市场（主动和被动）的共同基金和交易所交易基金（ETF）。虽然这种多元化为抵御某些风险提供了一定的保护，但它也使投资者面临他们不熟悉的政治和经济风险，包括国有化和政府推翻。即使那些选择继续投资国内公司的投资者也因这些公司的投资而间接面临新兴市场风险。

基于最后一点，了解、分析和纳入国家风险的需要也已成为企业的首要任务，因为它们已经全球化，并且越来越依赖外国市场的增长来取得成功。因此，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化学公司现在必须决定，其用于新投资的最低资本成本（或资本成本）对于其正在考虑在巴西建设的新工厂是否应该与在美国建设新工厂有所不同。如果是这样，如何最好地估计这些特定国家的投资门槛。

最后，政府不是这一过程的旁观者，因为它们的行为往往会对国家风险产生直接影响，国家风险的增加往往会导致该国的外国投资减少，从而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和潜在的政治动荡，从而反作用于国家风险。

如果投资人接受这一常识性概念，即面临的风险可能因国家/地区而异，那么下一步就是研究这种差异的来源。部分差异可归因于一个国家处于经济增长生命周期的阶段，处于早期增长的国家比成熟国家更容易面临风险。其中一些可以用政治风险的差异来解释，一些差异可以追溯到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在结构（产权保护）和效率（解决法律纠纷的速度）方面的差异。最后，国家风险也可能来自经济体对特定产品或服务的过度依赖。因此，当某种商品的价格或对该服务的需求暴跌时，大部分经济产出来自一种商品（例如石油）或一种服务（保险）的国家可能会遭受毁灭性打击。

在公司估值中，公司所处的生命周期会影响其风险敞口。年轻的成长型公司面临的风险更大，部分原因是它们克服挫折的资源有限，部分原因是它们更依赖宏观环境保持稳定才能取得成功。对于国家来说也是如此，那些处于早期增长阶段的国家，成熟的业务很少，市场也很小，相对更成熟的国家更容易面临风险。

我们在经济和对市场的冲击中都看到了这种现象。全球衰退对小型新兴市场造成的损失通常远大于成熟市场，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波动也更大。因此，美国或德国等成熟市场的典型衰退可能只会导致这些成熟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2%，而经济好的一年往往会导致整体经济增长3-4%经济。在新兴市场，衰退或复苏很容易转化为两位数的增长，无论是正增长还是负增长。在市场上，全球市场受到的冲击将波及世界各地，但新兴市场股市往往会对同一消息表现出更大的反应，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例如，2008年的银行业危机导致美国和西欧股市下跌约25%-30%，但许多新兴市场股市下跌50%甚至更多。2020年新冠市场危机期间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新兴市场比发达市场受到的损害更大。

生命周期与经济风险之间的联系值得强调，因为它说明了各国对其风险敞口管理的局限性。一个仍处于经济增长早期阶段的国家，即使治理良好、法律体系健全，通常也比成熟国家面临更多的风险。

略

投资者和企业依赖尊重其财产权并及时执行这些权利的法律体系。如果一个法律体系在一个或两个方面都失败了，其后果不仅对那些立即受到失败影响的人，而且对必须将这种行为纳入其期望的潜在投资者来说都是负面的。因此，如果一个国家允许公司内部人士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自己发行额外股票，而不考虑其余股东，那么这些公司的潜在投资者将支付更少的费用（甚至不支付任何费用）。同样，考虑在该国创办新企业的公司可能会面临被征用的风险，要么要求极高的回报，要么根本不投资。

但值得强调的是，法律风险不仅取决于是否重视产权和合同权利，还取决于制度运行的效率。如果执行合同或财产权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那么它本质上相当于一个从一开始就不保护这些权利的制度，因为投资者和企业都不能在法律困境中等待那么久。一组非政府组织创建了一个国际产权指数，衡量保护程度。

一些国家的经济成功依赖于特定的商品、产品或服务。这种依赖可能会给投资者和企业带来额外的风险，因为商品价格或产品/服务需求的下降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痛苦，其波及范围远远超出直接受影响的公司。因此，如果一个国家50%的经济产出来自铁矿石，那么铁矿石价格的下跌不仅会给矿业公司带来痛苦，也会给该国的零售商、餐馆和消费品公司带来痛苦。

为什么那些从单一来源获得大量经济的国家不实现经济多元化？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原因有两个。

如果说2023年夏天有任何迹象的话，那就是全球正在变暖，无论你在气候变化辩论中持何种观点，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容易受到全球变暖的影响。这种风险不仅影响到这些国家境内居民的健康和福祉，而且还带来经济风险，表现为维持日常活动的成本更高或经济生产减少。